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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书记的特殊新身份背后有深意

据平安浙江网消息,8月28日,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在杭州调研,调研时的身份是“省委建设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协调小组组长”。

公开报道中,这样的小组,浙江是唯一一个。

政知君注意到,浙江要建设“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同样的制度为什么治理绩效有着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治理能力的不同。政治学理论关于统治能力、治理能力的讨论并不少见,但主要视其为政治现象而少有上升为能够用来分析政治现象的政治理论。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包括合法化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等,但分析解释力有限。合法化能力可谓无所不包,不具分析性;而财政汲取能力则太过具体。与此不同,中国学者把国家治理能力当作一种研究范式,与以政体为范式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形成鲜明区别。具体而言,国家治理首先要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制吸纳力”对于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内涵;其次,国家治理是关于制度之间、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国家治理能力因此体现为“制度整合力”;最后,国家治理事关政策制定和有效执行问题,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就是“政策执行力”。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所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成为一种分析性概念,用以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层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这是一种系统化但又非对称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性理论,对于针对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

20位省领导到县级中心调研接访

5月15日,天津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挂牌成立。据报道,全市16个区、257个街乡镇和功能区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进展顺利,也将全面启动运行。

一些地方也已经开始推进。

王昌荣,男,汉族,1962年12月生,浙江松阳人,198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政知君注意到,“浙江省委建设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协调小组”是在今年5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该区“信访超市”整合了多个部门和各类专业人员入驻,设立20多个调处功能室,共同调处矛盾、化解纠纷,运行近半年来,越级访人数、诉讼案件明显下降。

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双全

观念会产生政策,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因没有自主性观念和自主性理论而犯下颠覆性战略性错误的国家,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观念交锋与文明互鉴中,中国政治学在涉及“国家”的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护卫性建构,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要求,整体推进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在加快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上贡献杭州经验、走在全省前列。

怎么理解“信访超市”?

问题在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社会关系属于“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国家被嵌入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难得自主性。在此情境下,再主张进一步去国家化而强化社会的权力(权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不是更恶化了吗?对此,曾经大力鼓吹治理理论的福山有过深刻反省。要知道,“组织起来”依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的优先议程。

这是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给我们的基本知识。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缺乏比较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各种与发展中国家国情南辕北辙的概念、理论的流行在所难免,甚至变成某种“道德”标准。现在,人们终于看到,主张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并没有因为出产了治理理论而变得“善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没有因此得以提升。

作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当代中国要努力实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点:

说白了,就是变群众“往上跑”为干部“往下跑”。

需要说明的是,高层也关注到了浙江的探索。

今年3月,正在浙江考察的习近平,还去了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20位省领导到县级中心开展调研接访,全省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接待群众 5902 批、17228 人次。

5月11日,浙江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会议指出,以老百姓评价为标准,推动“越级访”“重复访”和部门推诿扯皮现象大幅减少,确保浙江省社会治理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资料 | 新华社 人民网 浙江法制报 平安浙江网等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回答了如何保障国家治理能力这个核心和根本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特征,不但有地域差异、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多元性,还有多等级的制度所构成的层次性,多元性和层次性构成了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多元性、层次性和非对称性的制度体系中,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非常困难的,但民主集中制确保了制度的协调性和整合性,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证。在这次战疫中,表现为政策形式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才能迅速地遏制疫情蔓延。为了人民生命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举国体制”同时完美地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证明了这个体制的强大治理能力;而举国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结构则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根源在于无能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作用。世界银行甚至还以“投资人民”为主题,强调个人和社会的替代性作用。显然,西方这种治理理论的价值观就是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以作为新自由主义宣言的“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为开端,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无政府的治理”成为治理主义者的信仰,他们认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实现公正透明,才会有政治合法性。

在与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中国政治学人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显然,“国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论”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得到各界的热烈呼应。无疑,这种社会科学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学术研究积累为基础的。

小组的组长由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亲自担任。

去年11月,浙江曾召开了“全省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点

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个人权利理论也倡导“人民”,但那只不过是“人民”符号下的个人而已。历史表明,人民利益不会自动实现,只能由国家或者政府去代表、去努力。这是一个谁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常说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应该说,社会治理的提法是对治理理论的扬弃,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在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军事治理、生态治理等。无论是在制度层次上还是在治理领域上,治理主体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必然包括统治和管理,但并不排斥社会的作用。治理主体的确立,与西方治理理论作了根本性的区分,但适当吸收了其有益成果,比如社会治理之说。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国家治理概念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有学者在梳理国内外治理文献后总结道,治理“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西方的治理理论只是新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宣示,是“空洞的能指”,在实践中不解决任何问题。

那场会议,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与省四套班子领导,省、市、县三级350余名政法领导干部聚集一堂,部署工作。

根据《浙江省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指引(试行)》,中心是集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治理事件处置、社会风险研判等三个平台为一体的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

平台提供接访、诉讼、调节、劳动监察仲裁、行政复议和公共法律等服务,努力实现群众信访和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次”,使中心真正成为老百姓遇到问题“找个说法”的地方。

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

据《法治日报》报道,截至 6月 25 日,浙江县级中心已接待群众近 66 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 57.3 万件,化解 54.2 万件。

这种以个体权利为价值导向的治理理论在常规性议题上都无能为力,在危机治理面前更是束手无策。面对此次疫情,“群体免疫”式的对策说到底就是个人的死活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对人命关天这等大事负责。坚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能坐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自由主义主张的最重要的权利——生命。在这种价值体系下,即使政府努力作为,也可能会因为民众太过看重个人权利而失控。

公开资料显示,他长期在浙江工作,担任过温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温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正厅长级),台州市委书记等,2017年12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至今近3年。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

据披露,习近平对浙江省建设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全国推广。

5月17日下午,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到天津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他说,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

车俊表示,要加快打造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推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

该协调小组的副组长包括:

据官方披露,8月28日,王昌荣先后去了杭州市萧山、滨江、拱墅、下城四区矛调中心,实地督导指导中心场地设置、资源整合、机制融合及发挥实质性作用等情况。

“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搞一刀切,力求中心建设能解决实际问题、务实管用,切实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

公检法一把手任副组长

当西方的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时,主张“国家治理”的研究也影响日隆。有学者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认为国家治理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被提出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被明确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对此,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简单套用西方“治理”概念解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二是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可能有小伙伴会问,为什么要建设这个中心?这个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

老百姓“找个说法”的地方